但“军训”的作用是深远，高组织度的集训，对于快速掌握遵守纪律、规章、制度，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。
而武汉训练女工的教头，大多都是出自何坦之门下。
那毫无疑问，“坦叔”当年在江东，倘若操持旧业，这个旧业是什么，不言而喻。
“苏州常州本就有女子读书的习性，只是大多流转门第之间。坊内能够如此普遍，着实惊人。”
“也难怪京城推行‘女学’处处碰壁，反倒是在苏州常州，纵有嘈杂之声，却也平缓顺利。”
“无有二十年经营，何来根基？”
跑来观察学习的随员们只要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，就能得出一个很粗暴的结论。简而言之，假如他们是二十多年前就识字乃至读书的工坊女工，在上班十多年之后，又怎么会不知道识字读书带来的“先发优势”？
在这个基础上，假如她们生了女儿，只从回报收益来看，显然还是识字读书要好一些。兴许她们未必能支持女儿前往什么正规的学堂听讲，但掏钱凑份子组个私塾，也没什么难度。
织女的薪水，不管织布机器如何发展进化，相较农户，终究是不低的。
既然有了群众基础，但有名望号召，自然是纷纷响应。
而京城是不同的，想要推广“女学”，从来都是自上而下，绝无可能自下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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