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童工”这个颇有分量的社会学意义，在这个年头，依然是个屁。
“我们咱们不能这样瞎想，这黔东北诸州县，首先争的最厉害的，一定是辰州、溪州，离得近汉人多，朝廷体制县城也不少。尤其是溪州，冉氏在此经营多年，这几天看冉氏的人来了，想必这里是冉氏想要的。”
“依君之意，莫非要寻艰苦一些的地界？”
“夜郎县游耕作息，山长说过，畲人和汉人乃是同种祖先，前去作业，只要口舌厉害，总能轻便些。”
“我也觉得夜郎县要好一些，今年夜郎县，必然固定治所，大一点的业务，必然是垒砌梯田。若是前去，垒砌梯田一事，便能当即立功。”
“听闻东厂、西厂、内厂一起派了干将前往黔东北，想来此地‘专利’业务也会展开。至于内厂新酒，怕是要同诸豪帅、寨主、洞主交易。前头勘察结果，早就赶了一批出来，如今怎么修一条路进去，已经成了案子。”
众人议论纷纷，都是在琢磨考量，能讨论这个事情的，也不是寻常百姓，而是武汉当地的官吏。
虽说有“吏员”掺合，但武汉的“吏员”和别处不同，往往武汉的一个小吏，其管辖的人口处理的日常业务，比得上河东河北一个下县。
可以这么说，贞观十九年的任何一个武汉实务小吏，拿出来都比河东的县令业务要强。
唯一的缺陷，大概就是没有官身，不但不是体制中人，家庭成份不好的话，怕不是连一起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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